从战前准备看甲午战争 - xunteng1999

　　1894年的甲午战争打掉了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的最后一点自尊，也把中国社会推向了耻辱与苦难的深渊。从战争性质来说，对于中国，这是一场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但正义与否并不能左右成败，能左右胜负的是态度。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在十九世纪结束之际，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各是怎样准备这场改写了大半个世界的历史的海战的。

　　日本方面，早在1577年（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1536－1598）表露过要“率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州，以为皇国之版图”。1592年丰臣秀吉先后两次派兵进攻朝鲜，历时近7年。到江户后期，日本改革思想家佐藤信渊延续丰臣秀吉占领中国、称霸亚洲的野心，他在1823年所写的《宇内混同秘策》中提到“中国既入版图，其他西域、暹罗、印度诸国，侏离鴃舌、衣冠诡异之徒，渐慕德畏威，必稽颡匍匐，隶为臣仆。”【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检证》。《甲午战争与中国和世界》，272页】1869年12月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使者佐田白茅，刺探朝鲜军政情报，并秘密由中国边境观察中国。他回国后提出对韩方策建议书，其中第三条是“伐朝可并清而伐。当天朝加兵之日，则遣使于清国，告以伐朝之故；若清必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116－118页】到了1881年，日本政府更是制定了一个为期20年的造舰计划，准备每年造新舰三艘，共造六十艘。1882年，日本政府改此前之议，决定以八年为期，每年造新舰六艘，共造四十八艘。1885年，决定改行新的八年早舰计划，议造铁甲舰2艘，巡洋舰7艘，炮舰6艘，以组成四支舰队。1887年，日本海军经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17％。此时，他们的海军迅速的发展起来。【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378页】1887年春，陆军大佐并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再次来华广泛调查后写出《清国征讨方略》，分《趣旨》和《进攻方略》，其中《进攻方略》包括《彼我形势》、《作战计划》、《善后》【《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一期】

　　这一系列战前准备让人看着也感到心惊，可以说，甲午战争是日本准备了三个多世纪的一个局。三个多世纪中，日本当然会有当权者的更替或者这样那样人为的或自然的灾难，可是，入侵中国，称霸亚洲的野心，每一个时期都有人记得，并提醒着他们的国人。积累了三百多年的野心与努力，那是多可怕的一份力量，任谁也不会更不能小瞧。而这，只是他们在国内所做的，他们实际做的，远远多于这些。比如在1894年6月间日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报告：“我以前就与《泰晤士报》建立了关系。7月间，他又报告说：英国大多数有影响的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其观点与我们的一致。……公众舆论使英国政府倾向我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局出版社，2000年，第九册】这些战前准备都是有回报的，比如在1894年的丰海战役中日军中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而到1895年春，英政府竟劝说商船的主人印度支那轮船公司向中国索赔。这种令人可怕的细致准备，一方面表现出他们对挑起这次战争预谋已久，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们为战争所作的充分努力。

　　但是，他们的准备真的已经万无一失了吗？或者，中国真的没有赢的可能？完全不是的。正如前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Max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指出的，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对于日本国家和当政的人们，不要说战败了，就是战事拖长下来，也是十分危险的”。【《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83年，79页】可见，当时日本国内并不安定，发动这次战争有转移国内民众注意的原因，“攘外以安内”。甲午战争的挑起，是在“日本军备不足、政局不稳、财政不敷等情况下靠军事冒险取得的成功”。【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26页】那么，让我们从我们国家的战前准备来看看，这到底是真的靠着运气，还是有其必然性。

　　远的从明朝时说起，意大利的一位传教士利马窦曾这样评价中国：“尽管中国拥有装备精良、可轻易征服临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未想过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可见，中国在那时是丝毫没有与日本作战的准备的，甚至想也没想到过，这也就是说，战前准备从时间上就已经落后于日本。在后来的朝代更换中，虽然清政府（初称后金）拥有八旗劲旅及后来各省绿营军，陆上作战力量算是强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海上力量近乎枯萎，甚至没有了正规的海军（水师）。到康熙时，中原局势稳定，社会开始恢复繁荣，于是康熙皇帝开始考虑收复台湾的问题。其实从康熙元年起，清廷与郑氏政权进行了持续22年、多达9次的谈判，但都没有结果。于是，康熙皇帝有了终于决定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康熙十八年，为进攻金厦，重新恢复福建水师，建立足以抗衡郑军的海上力量。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收复，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史书中关于清政府进一步建设海军（水师）的记载又近乎为零。

　　中国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应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那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近代海军体系开始建立，拥有了福建船政局这样当时算的上亚洲一流的造船厂，拥有了南洋、福建、广东、北洋四支水师，还特别建立了培养海军人才的学堂，在外国留学的第一批学生也回国了，其中包括后来甲午战争中有名的一些将领，如刘步蟾、林永升。但实际上，清政府当时的军事力量整个的都非常糟糕。如《纽约时报》在1875年9月19日登出的《大清帝国军事资源透析》一文中说：“拥有巨大人力资源的大清国，其士兵数量相对来说少之又少，并且这些所谓的士兵，其中大部分都名不副实。他们装备极差，而且几乎全军都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在军容整齐的欧洲军队面前抗怕的当不了五分钟。此外，清国军队军纪恶劣，他们的兵丁通常是社会上一些举止粗野和品行不端的人渣，在哪里驻扎，哪里的民众就恐惧万分。”所以，与日本建立加强海军“伐朝并清而伐”的目标明确不同，我们建设海军有富国强国的考虑，有西学东渐的影响，但绝不是为针对日本的，可以说，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还是没有意识到日本的威胁。

　　到1894年初，就在甲午海战即将开始之时，慈禧在北京大兴土木，加紧修建颐和园，庆祝自己即将到来的“万寿盛典”。有人统计，从1887年到1894年，海军衙门克扣南北洋将士员弁及东三省练兵饷的平余银，总数约达库平银86万两。按照余平专备"工作"之需的说法，这笔款子也被挪用于园工。【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894年5月7日至27日，朝廷派李鸿章出海会校，他在北洋海军的三年大阅之后，向朝廷汇报：“中国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而同一时期，日本正在加紧造舰，他们在1887年的海军经费竟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17％！

　　而帝党与后党斗争，也使李鸿章在战争开始时仍在观望，不能全心抗敌。丰岛海战后，7月29日，军机处令李鸿章转电汪凤藻：“日本击我兵船，业已绝好开衅。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应即撤令回国。”【《军机处发李鸿章转汪凤藻电》，《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260）第十五卷，32页】并拟好对外的宣示稿，但“未定何日发”。【《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六月二十七日】8月31日，平壤战，叶智超“俟兵齐秋收后合力前进”建议，李批“老成之见”【《寄译署》，《李文衷公全集》，电稿，第十七卷，2页】

　　而清政府的对外策略更是一塌糊涂。他看不清列强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制约，或者说，看出了他们有矛盾，却不加以分析利用，而是“病急乱投医，一会儿由李鸿章求俄，一会儿由总理衙门求英。”【戚其章：《走近甲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69页】我真怀疑，他们有没有想过在那个时候“求”根本是不值一分钱的，只有利用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为我所用，毕竟他们要谋取在中国的利益，中国的政府还是有一定重要性的。而他们一会儿求这个一会儿求那个的态度，无疑让列强猜疑。英国就发出警告说：“给第三国（俄国）以干涉的机会实属下策。”【Sino—Japanese War，1894，p。43】

　　由以上种种观之，甲午战争，日本没有必胜的理由，中国也不在必败的位子上。我只能说，日本将他看成一场战争，一场他们准备了几个世界的战争，而中国，我甚至说不说我们的当政者将他看成什么，或者是游戏？或者是慈禧寿诞的牺牲品？致远管带邓世昌沉船后，有鱼雷艇来救，他不应，“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738）第21卷，23页】我不知道这是他的气节，还是一个大庆子民在民族危机关头的绝望。前是不往后是只是，耻辱的历史永远留在中华明祖德里是中，我们能做的，只有不让他重演。